三年前的深冬，医院走廊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气味。
我蜷缩在缴费处角落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母亲的病危通知书被反复攥折，边缘毛糙得割手。
急救室的红灯在尽头闪烁，每一次明灭都像重锤砸向心脏。
就在希望即将湮灭时，苏然来了。
他踩着结冰的地面走进大厅，高级定制的西装虽挺括，却遮不住眼底因家族企业危机泛出的青黑——他需要一场婚姻稳住商业版图，而我，需要一笔钱从死神手里抢回母亲。
结婚当天，没有盛大的仪式，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，只需要有律师见证下签订的那份冰冷的契约。
客厅的落地窗外飘着细雨，雨丝在玻璃上蜿蜒成泪痕。
我踩着母亲留下的白色缎面高跟鞋，鞋跟叩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空间里回响。
苏然站在十米外的壁炉前，西装肩部被雨雾晕染出深色水痕，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
律师抱着黑色鳄鱼皮文件夹，身影隐在阴影里，仿佛这场婚姻的旁观者。
